文中提到的正定縣農村研究所，推動者正是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

　　在習近平的主持下，正定縣農村研究所就“三農”問題做了很多小范圍試驗，包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村級選舉，以及經濟作物的選擇、新品種的選育、新技術推廣、農業設備分配、農村基本建設等，為正定未來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其實，在習近平的思考中，正定縣農村研究所正是探索中國農村發展模式的一個試驗點，成立研究所，不僅是為正定的改革發展尋找思路，更是在探尋中國農村未來的發展方向與路徑。

　　約30年后，2014年全國兩會上，時任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向已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匯報上海自貿試驗區下一步改革的相關建議。當時，上海自貿試驗區剛剛掛牌成立不久，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關心自貿區的改革發展，在王戰匯報過程中插話問道：“現在在自貿區注冊的企業有多少家？有多少是外資企業？”王戰回答：“6000多家，其中10%是外資企業。”總書記說，在自貿區建設過程中要注重可復制和可推廣，要把自貿區建成制度創新的高地，而不是政策優惠的洼地，要種“苗圃”而不是做“盆景”。

　　“要種‘苗圃’而不是做‘盆景’”，正是習近平對改革試點方法論的形象比喻和精辟總結。而正定縣農村研究所和上海自貿試驗區，都是對這一方法論的生動實踐。

　　“種苗圃不做盆景”，顧名思義，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改革前沿地區和前沿領域要探索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為全國改革發展做出示范引領作用。

　　早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就曾在《之江新語》中對改革試點工作進行過較為系統和詳細的論述。他在《搞試點要“大膽設想小心求證”》一文中寫道：既然是做試點工作，前人沒有做過，就要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膽地闖，大膽地試，怎么有利于發展就怎么改革；就是要超越原有的體制，從根本上沖破束縛發展的桎梏。

　　習近平還進一步分析，做好試點工作，在“大膽設想”的同時，還要“小心求證”……要堅持點上試驗，面上推廣，先易后難，先淺后深，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求齊步走……

　　以試點方式推動改革，一方面可以降低創新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擱置爭議、尋求共識，廣泛調動各層級、各部門和社會力量參與，尋求改革的最大公約數。

　　從正定農村研究所“試驗點”到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驗田”，習近平總書記這種通過試點改革推動全局改革的工作方法與思路在他的工作中一以貫之，且經過時間的沉淀和實踐的檢驗，愈加煥發出勃勃的生命力和時代價值。

　　在梁家河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時，他帶領當地群眾去四川“取經”，開展“沼氣革命”；在正定任職時，他不僅推動農村研究所建設，還在當地發起“大包干”和“連茅圈”改造的試點改革與經驗推廣；在福建工作時，他總結推廣“晉江經驗”，并親自主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形成推廣全國的改革經驗；在浙江，他主持推動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不僅煥新了浙江美麗鄉村，也成為引領全國鄉村振興的示范標桿……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堅強領導下，黨中央部署開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試點，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全面創新改革試點、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等，一項項重大改革從易到難、從小到大、從外圍到核心、從增量到存量，積極穩妥推進，“凡改必試”已經成為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一條基本經驗。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提出，以試點復制推廣為內核的改革方法論是中國市場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密鑰。德國學者韓博天將改革試點推廣視為中國特色決策模式，以小范圍反復試錯避免重大決策失誤。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則認為，中央與地方在政策試點互動中相互學習，最終優化政策執行，確保改革成效。

　　從約40年前探索新農村發展模式的正定農村研究所，到如今引領全國改革開放的各領域改革試點，習近平總書記“種苗圃，不做盆景”的改革方法論，指導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實現了“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成為新時代改革開放“方向準”“膽子大”“步子穩”的一個重要決勝法寶。